<中華副刊>公用電話亭

文、攝影／吳鈞堯
　搔癢極了，那是我第一回「聽電話」的滋味。聲音直截說與耳膜，說得細碎、說得小心，我忍不住笑出來。那在八○年代初，家裡申請電話，隔個把月，終於安置上。訊息來自我的故鄉金門，受戰地政務而有了種種束縛的地方，它連半夜開手電筒都管，「電話」極可能陰謀竊竊，自然列禁。那天，該是堂哥洽辦事務，得了一個機會，從營區或政府單位，打電話。
　離鄉多年第一回聽聞故人，我的心在流淚、在吶喊，又不得不把話筒舉得遠遠的。我喊來父親、母親聽電話，他們笑得用力，不時加上手勢，雖僅單手揮舞，但虎虎生風，猶如寫草書。
　轉盤式的電話，如今都成懷舊，有些書店、文創點，刻意擺一具，讓無法再說的電話，說得更多。打轉盤式電話要有耐心，最怕撥到數字大的號碼，像是9啊、8啊，得等轉盤回復再能撥下一個。按鍵式電話的一個好處是，對待任何數字都一律平等，不會因為是「9」便得按三回、是「1」就輕輕按壓，家裡有了電話，我們依然常外出打公用電話。一個更關鍵原因是電話費貴。通訊不發達的年頭，「講電話」不是平常事，而是奢侈品，所以，母親一度把電話鎖上了。
　那一天，我在現場，母親驚恐又憤怒，拿著電話帳單，質疑兄弟姊妹，誰如此多話？無論是誰，都不敢頂撞盛怒的媽媽，尤其是錢難攢，家裡又有八張嘴，她開罵了，「說話，就會飽嗎？」這對應了當年的一句時尚標語「禍從口出、病從口入」。母親做了一件極有創意的事，拿小鎖頭，用貌似問號的那一個勾勾，扣住轉盤，大者如「9」、小者如「1」，都上鐐銬，母親成功阻止轉盤的移動，此後有了急事，得打電話，都要請母親開鎖。
　帳單讓母親心頭疼，她沒有停止緝凶，忽然大聲說，「該就是那一天了……」這句話，只有我聽懂。那一天，我也在現場，母親難得放棄加班，周日休假，堂姊住對門，來家裡打電話，母親看了她一眼，拎謝籃外出拜拜。母親，不得不多看堂姊幾眼，她拜拜回來，堂姊仍在講，神情陶醉。難怪總說愛情讓人盲目，堂姊無視母親已作怒目金剛，掛了電話，醺醺然。
　外出打電話能遇到好多種狀況。我的居住地「三重」，集結南部鄉鎮的打拼人口，父母專心賺錢，疏於教育，子女很容易被吸收，成為黑幫份子，「三重埔大流氓」早已甚囂塵上，我拿起電話筒時，眼見一條人影跑了過去，不久，又一個人跑過，拿著刀。他們是巧合先後跑過，還是一種追捕？
　一位中年婦人央求我代撥電話，找一位周姓男子；我無法從名字判斷婦人與他，是有委屈的情人、鬧家產風波的繼父、或者不便相認的手足？電話打通了，「我找周某某」，他來接了，童音未褪，很可能與我一樣，一個國中生。我遞話筒給了婦人，她滿臉感激，話筒那頭該是另一種癢，不是忍俊不住，而含悲帶淚了。
　敏銳的商家發現公用電話成為既私密、又公開的場域，以話筒、話亭周遭為宣傳所，張貼各式海報，「水電維修」、「吉屋出租」等，形色不一，最切合主題的當屬「電話交友」，慢慢地還有「女來電、男來店」，開了專屬的交友中心，男人們走進半遮掩的隔間，伊人天涯一方，如果談得好，天涯若比鄰。我看過最誇張的公用電話亭是九○年代，日本新宿街頭，大陸尚未崛起，台灣、韓國等，人稱「四小龍」，那年頭日本科技與管理技術領先全球，情色業發展毫不遜色，印了電話，搭配裸露女色的傳單，貼滿電話亭。沿街上，不時有皮條客，詢問面容姣好的女子跟學生，是否願意「援助交際」或拍攝影片。被詢問的女子都羞笑搖頭，但多收下傳單，世界有太多的隔間，必有一間或兩間，撥著我不懂的電話號碼。
　公用電話最早是投幣式，一元、五元與十塊，它都吃。九○年代初，電信公司預期全民說話時代來臨，增設磁卡與IC卡電話亭，騎樓下，隔個十步、二十步，即能看到，或獨立完整的電話亭，或像一隻蟬，棲息牆柱。公用電話除了說話，還說了另一種話。有人投幣，事情提早談妥，擱話筒在電話上，留餘額給不知名的使用者。曾目睹中年大叔經過每一具公用電話，掏弄退幣的小方門，他的手法極快、極細，我以為那是他與城市的遊戲。我趁左右無人，仿作幾回，退幣處常有忘了取走的零錢，母親說對了，少話一點，真能攢錢，那些零星的話頭累積起來，該能叮噹噹地，說著銅幣自己的撞擊。
　公用電話大反撲的時代沒有來臨，反倒是超人電影，一演再演，他的變身所就是電話亭。無線網路飛躍，流行隨走隨說隨訊，無餘暇停下，公用電話越來越少，許多鄉鎮的電話亭，已不滿一隻手。英國把廢置的電話亭改裝成圖書館、咖啡檯、手機充電站，當我在街頭看它，才意識到站著投幣撥號，與遠方說話，已是鄉愁一種。
　這一天，我們都在現場，我們關心的人經常也在，手機如一只魔鏡，不問誰最美，而說著，天涯共明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