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中華副刊>馬可波羅與中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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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▉王鼎鈞
 現在很難從一般圖書館裡看見馬可波羅遊記了,我小時候倒是讀過,薄薄一冊,內容僅有中國的這一部分,今天知道那是一個節本。它跟許多童話合成一套,可見編書的人也沒拿它當真。
 今天知道,馬可波羅沒有到過中國,他的中國見聞是從波斯商人口中得來。合理的推斷,他是經過有系統的採訪,書中才有如此豐富的內容。波斯商人的眼睛帶著母國的殘象看中國,難免扭曲,敘述時又必定摻入自己的想像,再加上遊記是馬可波羅口述,另一個人撰寫,最後又添入撰寫者的文采。這樣的著作在史學行列中難以存身,文學殿堂則虛位以待。

 我們都讀過桃花源記。有學問的人說,當年五胡亂華,晉朝南遷,北方的漢人不願接受少數民族的統治,集體逃入深山之中建立一個隱密的小社會,陶淵明從來沒有到過這個小社會,根據傳聞寫下他的桃花源。間接的經驗,主觀的表述,第三人稱改成第一人稱,第一人稱改用第三人稱,文學作品司空見慣,馬可波羅遊記和桃花源記是否可以相提並論?
 桃花源記有人考據,紅樓夢有人考據,三國演義也有人考據,有一位學者說這種考據是「史學之餘興,文學之歧途。」他的意思是告訴作家,文學創作有自己的方法,不要受史學方法是約束,作家尤其不必放棄創作,投入考據。我們現在談論考據,可以當做文學欣賞之餘興。
 陶淵明說,武陵有個桃花源,沒引起多大反應,太守派人去找過,衙門辦事,因循敷衍,回報沒找到,也就算了。高人劉子驥想去找,無奈入山辛苦,他又不怎麼健康,說著說著生了重病,也算了。石子投進湖心,就這麼一點點漣漪。人家馬可波羅那兒不同,一聽說東方有個中國,這裡那裡都有人漂洋過海去找中國,地球是圓的,不管往東還是往西,只要一直一直走終會走到。那可真的是驚濤駭浪,冒險犯難,一百多年以後,他們找到美洲。再過幾十年,他們找到菲律賓。不久,他們終於找到中國。他們的好奇心,開拓的精神,確實比咱們強,強很多。
 中國不像馬可波羅說的那樣好,但是也沒讓他們失望,倒是他們讓中國人失望了。中國人怨天怨地,有人怨上了馬可波羅,都是他妖言惑眾,來擾我們這些庸人。所謂世界地理大發現,馬可波羅遊記只是因素之一,今天就事論事,教人萬般無奈。當年歐洲文明先進,他們改變了世界,興一利必定生一弊,歷史的發展總會產生痛苦,但歷史總不能永遠停滯。當年的說法,世上有三樣東西最無情,第一就是「時代的輪子」。我在這方面沒有學問,點到為止,姑妄言之。

▉程奇逢
 馬可波羅在中國是名人,家喻戶曉。我看過兩篇文章,標題是:「泉州─馬可波羅眼中世界第一大港」; 「杭州─馬可波羅描述過的美麗華貴之城」。很多書和文章,包括嚴肅的學術著作,只要能沾上《馬可波羅遊記》提到的地方和事件,都會帶上一筆作為「證據」。外交場合,國家領導人也把馬可波羅稱為兩國交流的先驅,中國政府向意大利留學生提供的獎學金,名為「馬可波羅獎學金」,中國還生產馬可波羅牌瓷磚,馬可波羅麵包…。
 然而,馬可波羅是否到過中國是個很大的疑問,「肯定派」與「懷疑派」的爭論,從未停止。《遊記》成書於1299年,其早期,歐洲人是把它當成像《魯濱孫漂遊記》《格列佛遊記》那樣的傳奇小說,那時,歐洲人對中國的想象充滿神秘,無論馬可波羅把它寫成「小人國」還是「大人國」,歐洲人都會饒有興趣。進入現代,西方歷史學家經過理性考證,基本都持否定態度。1995年英國女作家Frances Wood 出版《馬可波羅真的到過中國嗎》,她曾在北大學習過,有一中文名:吳芳思。
 從上世紀初,在中國「肯定派」就佔壓倒多數。以前的爭論大多陷於《遊記》裡有多少是荒誕不經,有多少是真實的。這很容易掉進一個陷阱,在對微觀事物的認定中,各據其裡。我覺得如果從另一角度切入,更容易讓人做出理性判斷。
 中國人是什麼時候才知道有馬可波羅這個人的?中國是一個擅長記錄歷史的國家,然而500多年中,無論是官修歷史、野史、地方志、文人筆記都找不到關於馬可波羅的蛛絲馬跡。據史料記載,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,一些來華歐洲傳教士帶來《遊記》,馬可波羅始為中國人所知,仍是鳳毛麟角。
 雖然從1913年起,就有魏易、張墨烺、李季等人節譯過《遊記》,但是把它全文譯成中文,並讓中國人開始知道馬可波羅的是馮承鈞,他曾留學法國,師從著名的歷史學家漢學家伯希和,他承繼老師嚴謹的治學態度,譯著中有很多詳細的考注,此書1936年出版。
 知道了這點,也就明白了「馬可波羅之問」對中國來說根本就是「無中生有」。中國歷史上並無此事發生,外國人把一個「二手資料加大忽悠」的遊記帶進來了,「波羅風」吹遍中國大地。
問題是中國人怎麼就輕易地接受了馬可波羅來過中國的說法?《遊記》裡寫的那些關於中國的事,中國人應該比誰都更容易判斷其真偽。
我想這與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人的心態有關,中國在世界現代化的過程中敗落了,失去了自信,要靠別人的肯定,才能有點底氣。《遊記》中對元朝中國的富足,豪華、雄偉都有些誇張的描寫,這使中國人有了滿足感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《遊記》中稱讚的是征服者蒙古人,當時漢人正處在社會最底層。
 「馬可波羅之問」變成「馬可波羅之熱」,其背後的原因值得深思。

編按:此為王鼎鈞先生與友程奇逢先生構想,針對同一題目,各自書寫一篇千字文,並陳讀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