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中華副刊>女孩之城

　作者：伊莉莎白．吉兒伯特(Elizabeth Gilbert) 譯者：楊沐希
　時值一九四○年夏天，我十九歲，涉世未深，父母送我去和佩佩姑姑一起住，她是紐約一間劇團的老闆。
　瓦薩學院前陣子才把我退學，因為我都沒去上課，導致大一每一場考試成績都慘不忍睹。我沒有我的成績看起來那麼蠢，但顯然不讀書，課業是不會有起色的。現在回想起來，我也說不清楚該去上課的時候我都在幹嘛，但我很了解我自己，我想我應該滿腦子都在想該怎麼打扮吧。（我只記得那年我在嘗試「反向髮捲」，這是一種髮型技巧，對我來說非常重要，很有挑戰性，也很不像瓦薩學生會做的事。）
　雖然瓦薩有很多地方，但我一直沒有找到我的歸屬。學校裡有各種不同的女孩與團體，但她們都沒有引起我的好奇，我也不覺得自己的任何特質能反映在這些地方。那年瓦薩有一群政治革命分子，穿著黑長褲，討論她們對國際間互相煽風點火的看法，我對此興趣缺缺。（到現在也是，不過我注意到她們的黑長褲，挺時髦的，真妙，但口袋一裝東西就毀了。）瓦薩裡還有不少女孩是大膽的學術探險家，注定要成為醫生或律師，那時女人還沒開始擔任這些工作呢。我該對她們感興趣，但我沒有。（一個原因是我沒辦法分辨她們誰是誰。她們都穿同樣看不出身形的羊毛裙，像是用舊毛衣改造成的，這畫面實在讓我提不起勁。）瓦薩並不是完全沒有光鮮亮麗的族群。有些多愁善感、眼神天真無邪的中世紀愛好者長得挺漂亮的，還有幾個留著一頭自視甚高長髮的文藝女孩，以及側面看起來像義大利靈緹犬的上流名媛，但我沒有跟她們做朋友。也許是因為我覺得在這間學校裡，每個人都比我聰明。（這不是年輕人的胡思亂想，我到現在還是覺得那裡的人都比我聰明。）
　說真的，除了實踐沒人費心跟我解釋的天命外，我實在不懂我在這裡幹嘛。從我很小的時候，大人就說我會來唸瓦薩學院，但沒有人解釋過原因。這一切是為什麼？我到底該從這裡得到什麼？我為何要住在這狹小擁擠的宿舍，室友還是未來會成為嚴肅社會改革派的人？
　反正呢，我那時已經覺得學夠了。我在紐約州特洛伊的艾瑪．薇勒女子學校已經讀了好幾年的書，老師清一色都是七姊妹學院畢業生，難道這樣還不夠嗎？我從十二歲就開始唸寄宿學校，也許我覺得我已經服刑期滿。一個人要讀多少書，才能證明自己會讀書？我是這樣想的啦，我已經知道法蘭克王國的查理曼是誰，所以別再來煩我了。
　而且，我在瓦薩注定完蛋的大一生活開始不久後，就在波啟浦夕這邊發現了一間酒吧，該處提供深夜廉價啤酒與現場表演的爵士音樂。我找到方法可以溜出校園，光顧這間酒吧（我熟練的逃脫計畫包含沒上鎖的廁所窗戶，以及事先藏好的腳踏車，相信我，我是舍監的剋星），因此我實在沒辦法一早就吸收什麼拉丁文的變位，因為我通常都處於宿醉狀態。
　還有別的障礙。
　好比說，我還有一堆菸要抽。
　簡而言之，我忙得很。
　最終，在瓦薩學院三百六十二名聰慧用功的年輕女性裡，我的成績排行第三百六十一名，這個事實讓父親非常驚恐，他說：「老天啊，最後一名幹什麼去了？」（後來才曉得，她得了小兒麻痺，可憐的傢伙。）所以瓦薩請我回家（這很合理），順帶客氣地要我不用回學校了。母親不曉得該拿我怎麼辦才好。就算是狀況最好的時候，我們的關係也不是太親密。她很會騎馬，但我不是馬，也對馬不感興趣，所以我們基本上沒有什麼可以聊天的話題。我現在又讓她顏面盡失，她看到我就受不了。母親跟我是天差地遠，她在瓦薩學院表現得非常好，感謝喔，媽。（一九一五年入學，主修歷史與法文。）她所有的豐功偉業（以及每年可觀的捐款）都穩固了我在那神聖殿堂裡的一席之地，結果呢？瞧瞧我。她只要在我們家走廊遇到我，就會跟職業外交官一樣向我點點頭–不失禮貌，但相當冰冷。
　父親也不曉得該拿我怎麼辦，雖然他忙著經營赤鐵礦礦場，其實不太在乎他這麻煩的女兒。我讓他失望了，是沒錯啦，但他有更憂心的事。他是實業家，更是孤立主義者，歐洲戰爭的升溫讓他擔心起生意的未來。所以我猜他的注意力都在工作上。
　至於我哥華特，他在普林斯頓大學搞得有聲有色，除了不贊同我這不負責任的行為，基本上不太在乎我。華特這輩子沒有做過任何不負責任的事。他在寄宿學校受人敬重，連他的同學都叫他「大使先生」，這可不是我掰的。他研讀的是工程學，因為他想幫世人建造基礎建設。（讓我罪加一等吧，相較之下，我甚至連「基礎建設」這四個字代表什麼意義都不懂。）雖然我跟華特年齡相仿，只差兩歲，但我們從小就沒有玩在一起。哥哥在九歲的時候就放下了幼稚的一切，而我也名列其中。我已經不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了，我清楚得很。
　我的朋友也都繼續著他們的人生。他們去唸大學、工作、結婚、變成大人，這些事我一點興趣都沒有，也完全不能理解。所以沒有人在乎我，也沒有人能夠娛樂我。我無聊死了。我的無聊跟餓到胃痛一樣。六月的頭兩個禮拜，我每天對著車庫牆壁打網球，同時用口哨反覆地吹〈棕色小壺〉，直到父母最後受不了我，把我打包送去找我在紐約的姑姑，說實在的，這不是他們的問題。
當然，他們也許擔心紐約會把我變成共產主義者或毒蟲，但什麼都強過聽你女兒用網球打牆壁直到天荒地老吧。
　所以，安潔拉，我就是這樣來到紐約的，這就是一切的起點。
　（本文為馬可孛羅文化六月即將出版《女孩之城》精采摘文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