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社論>李登輝力爭國際空間,也留下兩岸包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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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前總統主政期間兩岸立場反覆,造成國人及繼任者諸多困擾與疑惑。(中央社)
 日前辭世的前總統李登輝被譽為「台灣民主先生」,曾任中華民國總統及國民黨主席長達十二年,期間亦是台灣民主化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,加上目前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多少都曾受過他的提攜或影響,說他是台灣民主政治中的一位強人,當不為過。
 正因為他的巨大身影,使得接替的藍綠政黨多無法脫離李登輝主政期間所定下的政策方向,只是執行層面有所差異。然而,李前總統主政期間,兩岸立場反覆與言語矛盾,都造成國人及繼任者諸多困擾與疑惑,其中尤其對外交關係及兩岸政策影響最大。
 李登輝初掌國政之際,恰好是蘇聯解體、冷戰結束的時代,當時國際情勢變動極大,台灣內部也同時面臨民主化運動對外交及兩岸互動的考驗。不同於前幾任總統,李登輝對國際事務有極高興趣,多次出訪邦交國及非邦交國家。其中,當他首度以中華民國總統身份訪問新加坡時,當地媒體稱他為「台灣」來的總統,而非「中華民國」,他表示「雖不滿意,但可以接受」,當為他推動「務實外交」的最佳註解。
 在李登輝歷次的出訪行程中,最受各國矚目的就是兩次美國之旅。在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後,從未有我國總統踏上美國土地,當時的柯林頓政府竟不讓過境夏威夷的李總統一行下機休息,導致美方政壇及輿論譁然,友台的國會議員遂共同提案,邀請他赴美訪問,才促成一九九五年的重返康乃爾大學之旅。他創下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後,我國元首訪問美國的先例,卻也成了台海危機的導火線。
 外交及兩岸互動,堪稱台灣處理涉外關係的一體兩面,主政者需小心翼翼地在美國和中國大陸之間尋求平衡,避免成為衝突焦點,畢竟沒有穩定的兩岸互信,就很難有效推進台灣的國際空間。這絕非向中共低頭投降,而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殘酷現實。李登輝擴大中華民國的國際能見度,這是他任內的最大資產之一;但因個人對中共之理解,反而讓兩岸關係歷經摸索、密使往來及非官方機構接觸,到互信瓦解階段的驚險過程。
 兩岸的意識形態差距極大,很難在短期內化解,當年「官方冷、民間熱」的景況已不復見。李登輝提出的「戒急用忍」雖想降低台灣經濟對中國大陸市場的依存度,卻也中斷台灣當年想轉型成「亞太營運中心」的企圖心。更重要的是,李登輝以個人意志提出「兩國論」,讓美國及中共難以接受,雖然最後不得不收回,卻造成兩岸關係一道難以抹平的傷痕。
 李前總統確實為中華民國的外交空間打開一扇窗,其務實靈活、不拘泥於意識形態的作法,屢被國內外專家學者稱讚。可惜的是,由於個人政治意念過於強烈,導致好不容易破冰的兩岸關係因此又陷入難以轉圜的境地,直到馬英九上任後,才有重新恢復的機會。
 或許是歷史的因緣,李登輝的日本殖民背景成了他觀察國際事務的基底,雖能拉近台灣與日本的互動,卻也為兩岸帶來潛在的負面影響。這些是他為國家留下的資產,但也是負債。中華民國在李登輝主政下,民主政治蓬勃發展,國際能見度提升,兩岸關係則歷經波折,這都是他總統任內的足跡,有待歷史給予公允評價。
 無論尊敬或厭惡,誰都不能否認李登輝帶給台灣的深遠影響。政治強人終於走到人生盡頭,是非功過及後續影響仍舊處處可見。李登輝辭世之後,台灣仍須謹慎處理外交與兩岸關係,如何抉擇端看國人要如何打造自己的歷史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