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蕭宇翔 圖/李昕
我的祖上與白色恐怖悉無關聯。他們是煤礦礦工，所存在的方式，便是設法使自己如同消失在地表之上。
曾祖父意外身死於炸毀的大隧之中，我曾在詩中轉寫過，因國民政府遷台實施金融改革，補恤金一夕變為七十塊新臺幣。然而，祖父永和竟續此行當，毫無畏葸之情，在懂事之後便每天騎腳踏車，挑兩肩各百斤的煤，從兔子坑一路顛簸到桃園火車頭，一日四趟，賺十塊。
子曰十五志學，永和的十五則是從步入礦穴開始，一直要到煤炭產業終於廢弛，永和配合政府體檢，領取醫療補償金，才知道肺部長年的情況，隨後轉投鷹架搭設，以此拉拔我的父母輩。而這些我要到二十幾歲才逐一知曉。年幼時的閩南話能力差勁，待我長大後邊講邊學，聽永和帶著奇異的鄉愁之情講述這些，往往要曲折複述好幾遍，我才能拼湊出這些破碎的「意外，爭執，與悔恨」之全貌。
奶奶，就坐在餐椅邊聽著，突然流淚說不要講了。我雖好奇，尚且知輕重，且迅速答應，將話題轉移。
自從我懂事，進入課堂，繼而讀本土與外國的文學作品，自強一己智識人格的眾多空白與缺陷，我知道，我必是一名不完美的旁觀者，而在智識與人格的某些區塊，文學是不夠的。我與眾苦難隔著一層直接經驗的距離，繼而理解到，完美的旁觀是不可能的，甚至是不義的。
看過真實的吳鳳歷史記載與湯英伸案之後，乃發覺人類歷史中沒有聖人，只有意外，爭執，與悔恨。吳鳳，在漢人所記的眾文獻裡，斷然是一名箭拔弩張，怒髮衝冠的狠人，譬如《台灣通史》：
「番酋至，從數十人，奔鳳家。鳳危坐堂上，神氣飛越。酋告曰：『公許我以人，何背約？今不與，我等不歸矣。』鳳叱曰：『蠢奴，吾死亦不與若人。』番怒刃鳳，鳳亦格之，終被誅。大呼曰：『吳鳳殺番去矣！』」
甚至他揚言：「彼番果敢殺我，吾死為厲鬼，必殲之無遺。」與政治神話中完美的大德者，相去或有遠近。若此，則人類歷史中果然沒有聖人，真正推動文明端點之前後滾動與修正的，不是人性或者神聖，僅僅是意外，爭執，與悔恨。這是無可超驗的，除非我們將意外，爭執，與悔恨也視作運命，那麼，它便幾乎不可了解。
對於意外，爭執，與悔恨，我當然可以，也必須去極力蒐羅相關資訊，加以透徹了解，甚至轉化為知識，美德，批判……然而不然，我終將發現自己僅僅是旁觀者。
作為非當事人，一名旁觀者的意識有如一柄飛行中的箭矢，永遠無法觸碰到標的物（無論此標的物是史觀，道德批判，或者政治宣傳，任何站位，甚至包括失之淺薄的同情）。箭矢，只是盡其可能地向前飛行，穿梭過眾多文獻，口述，人與物。因我不是當事人，非如此不可。當任何站位顯得偉大起來，勢必對「事實」有喧賓奪主之勢。
尤其，當同情心越是顯得偉大，我們所成為的局外人便越完美。
意思是，了解相關資訊是不能倚賴同情心的，同情心可能使我誤入歧途，就像楊牧也曾秉持著無上的同情，相信日本與國民政府所推崇渲染的吳鳳傳說，而不曾參閱台灣通史、相關地方誌，與鄒族口傳的記載。這些資訊，此刻都已經是穩當的「事實」，而非意見或者站位。
然則，我知道楊牧自有其所在的時空環境（1950年代的普通教育是如此，1970戒嚴時代的資訊傳遞是如此）。
若更進一步闡明，彼時他以「英雄典範」為軸研究《詩經》，指出若以「瞻前顧後的人文精神」而非以「形式體裁」為經緯來切入，審視，則《詩經》中有若干篇幅自然符合史詩體格，是為巍峨可觀的「周文史詩」。楊牧熱烈地要為漢語文學尋求定位，甚至要為台灣文學尋找一個可歌可泣的人物，為其磅薄列傳，歌頌，為民族搜索，發揚一有情的人格，作為文明中一名瞻前顧後的偉大領袖，這是有情的，甚至，就是太完美的。
然而，若在以上的認知脈絡之中，我們是否願意體諒他。
在更多時候，當楊牧描述外在人事，其實，一向自認為一名不完美的旁觀者。如在《奇萊前書》中當他描寫原住民：
「偶然我也瞥見他們，或者有一次甚至和一個獵人面對面地遭遇了，站在那裡，沉默地端詳著彼此。……他代表他整個部落的族人，即使當他（也許不是他，是他別的族人）?小米來交易的時候，起初我不免還是覺得害怕，並沒有勇氣認真去看他。我時常聽見他和他的族人間的對話和傳呼，在樹林的背後，如鳥鳴，如風吹，如雨點，震動於各種之枝葉樹幹和花朵的背後，在我不能認知的方向，在我常識的背後，雖然我始終都是那麼好奇，甚至是勇於探索的。」
這樣一名不完美的旁觀者，是帶著害怕的，是沒有勇氣認真去看的，是明確知道，有一種「不能認知的方向，在常識的背後」，而他仍然好奇，而非止於「常識」，止於「下判斷」。他好奇，勇於試探，同時他也辨認出自身的無知與恐懼。
《科學人》有一項研究指出：興奮反應和焦慮反應之間的差異，其實比我們想像得小。心跳加劇、呼吸急促、思緒飛快都是焦慮和興奮皆有的反應。而興奮與恐懼，是有可能透過訓練來相互轉換的：「你必須暴露在自己害怕的情境之中，充分體驗焦慮，如此一來才有機會改變反應。」透過神經與思維的鍛鍊，焦慮和恐懼也可以變成求知力，或者面對危機時的應變力。
在今天，「真理」或許無法越辯越明，甚至「是非」也無法輕易下判斷。雖然如此，斷章取義地借用黑格爾：「第一類歷史意識並非記憶。而是宣告，是等待，是承諾。」作為非當事人（或者說，面對當事人之死的嚴肅性），我雖永遠無法跨過歷史被形塑與被傳播前的那道「普朗克之牆」，但作為一名獨立的個體，尚且可以宣告，等待，承諾。
宣告，等待，承諾什麼？
我的精神發展之所向，透過對外物不可間斷的搜索，吸納，質疑與驗證，甚至不惜自我拷問，作為一名不完美的旁觀者：我知，我思，我問，當有人（任何人）坐在我面前流淚時，我愧不可當。
楊牧，奇萊前書，p.57：
「我不能理會這成長的意義，但我知道這其中生生向榮地活著一份決心，去懂，去喜歡，去愛那個介乎理想和現實的世界，即使有朝一日因為懂了而不能喜歡，因為知道了太多而失去幻想的力，我知道我仍會保持那份強烈的愛，不是與生俱來的，是秘密地尋覓追求來的那份單純的愛，愛那介乎虛實的世界，懷念裡的世界。他們的世界。」
（本專欄作家為北藝大文跨所碩士生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