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張蘊之
記得從八歲開始，我們家的早餐便是固定的內容：咖啡配麵包。
每天早上，我睜著惺忪睡眼，漱洗完換好制服，聽見吐司從烤麵包機跳起來的聲音，便趕快來到餐桌前，媽媽已打點好我們的早餐：兩片抹著「阿羅利真正奶油」的烤吐司、一杯即溶咖啡。匆匆五分鐘吃完，背起書包、拎著便當，上學去。
這樣的習慣，延續至今。即使已各自獨立生活多年，我們一家四口無論身在地球的哪一端，仍然每天吃著類似的早餐，彷彿沒吃到這些食物，一天就無法開始。不同的是，咖啡從簡便的三合一，換成了咖啡豆；工序從單一動作的直接沖泡，演變成煮水、磨豆、溫蒸、萃取；吐司抹醬也換成了火腿煎蛋、黃瓜生菜。
三十多年來，我們吃早餐的時間變長了，食材的品質講究了，心情也舒緩了。這反映著台灣社會的變遷，從極度壓縮個人感受、提倡生產與效率至上的經濟為尊，慢慢轉變成對生活質感、生命品質的追求。
然而，從八歲就開始喝咖啡，這件事讓我吃足了苦頭。「喝咖啡」在八０年代的台灣並不常見，對咖啡因的認識也很匱乏。一路喝咖啡喝到上大學，異地他鄉，第一次學著自己生活，有時睡遲了沒時間吃早餐，少了那杯咖啡，讓我產生嚴重的戒斷症狀，我才知道自己已咖啡成癮。
九０年代的「咖啡癮」是一種時尚，成為自我認同的一部份，我並不認為需要處理。再怎麼匆忙與不濟，都能在自動販賣機或便利商店買到一包十元的咖啡廣場，那強烈的咖啡因一灌下去，提神醒腦，什麼頭暈頭痛噁心，「啡到病除」。
後來網路普及，漸漸知道咖啡因對身體的影響，此時回頭去看，便會覺得媽媽給孩子喝即溶咖啡是一件很奇怪的事，在當時，咖啡並不是便宜又隨手可得的食物。
我問媽媽：「小時候外婆都準備什麼早餐給你們吃？」
「阿華田、咖啡、菠蘿包之類的麵包。放在桌上讓我們自己吃，吃完上學。」媽媽說。
那是一九五０年代的香港，沖泡式飲品在香港已十分普及。媽媽想了想，繼續說：「不過我媽自己不吃這些，麵包很貴。她自己是喝米粥，將前一天剩下來的白飯加一些熱水，配著剩菜吃。給我們吃麵包只是因為方便。」
媽媽將外婆為孩子準備的早餐，複製在我們家的餐桌上。由於我從小吃到大，一直視作理所當然。直到學校校外活動需要外宿，旅館提供的清粥和醬瓜讓我食不下嚥，我才知道原來我家吃的和別人不一樣。我問老師：「沒有咖啡和麵包嗎？」老師覺得我在找麻煩。
然而，幾十年來，無論在世界哪個角落，無論再怎麼強迫自己入境隨俗，早餐若吃不到咖啡和麵包，我仍會聽見四肢百骸每一個細胞發出的悲鳴。不知道媽媽當年漂浪來台，是否也經歷過一樣的失落呢？
